产业转移从“外向”到“内秀”

　　国家发改委de一份报告中披露，今年上半年，中西部地区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、规模以上工业生产增加值、进出口贸易、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de增速均全面超过东部地区。其实，自2007年开始，在国内外众多因素de影响下，我国东部地区外贸大省经济增速开始减缓，中西部地区经济体在增速上首次呈现出快于东部de态势，在总量结构上则表现出“东部略降、中西部略升”de新特点。

　　改革开放以来，将我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，依据其经济地理特征和历史文化传统，从海岸线开始，由东向西，正呈现出经济实力由强到弱de光谱。在人们为资源、资本、技术、人才de“孔雀东南飞”、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唏嘘感慨了近二十年之后，区域经济发展de极化效应（使各种生产要素集聚到中心区）和回流效应（使中心区de生产要素外流到边缘区）de相对作用正在发生转变，中国新一轮产业转移de拐点终于隐约出现。

　　那么，政府在这场一触即发de产业转移de大富吧潮面前可以有什么作为呢？在笔者看来，对准备承接产业转移de欠发达地区政府而言，切莫为这样一场由于成本价格因素不期而至de“横财”而沾沾自喜。应当看到，尽管多年来在实施西部大开发、中部崛起、东北振兴等区域经济政策de过程中，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，但自然环境、市场环境、政策环境方面仍存在很大改进空间。在即将到来de新一轮产业转移过程中，尤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：一是防止地方保护主义抬头；二是防止房地产炒作和商务成本de非正常抬升；三是要降低人口流动门槛，确保劳动力充分供给；四是要根据地区经济发展阶段，结合要素资源禀赋、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，对引进产业有所甄别。

　　就国家层面来说，对于产业转移适当地进行引导也是十分必要de。首先，尽管企业对于价格信号传递成本上升de信息具有敏感性，但对市场需求下降de觉察往往具有滞后性。这种时滞影响现存企业或新进入者de投资决策，使产业调整难以及时进行。其次，即便企业存在退出意愿，但地方或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而不是全局立场，可能在政策上设置了较高de转移壁垒和产业退出壁垒。再次，企业自身可能存在一定de心理障碍。产业组织长期形成de文化和企业经营者de思维定势会使产业调整发生困难，当遭遇行业性全面衰退时，总寄望于其他同行企业先行退场、自己“断后”，进一步接收地盘、扩大规模。凡此种种，都需要政府中负责产业调整和区域规划de部门提供必要de信息引导。

　　政府在欣喜于我国中西部增速上升de同时，也不可对东部增长趋缓掉以轻心。由于东部地区自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还需要一个过程，应当借此机会，推动我国东部若干区域（长三角、珠三角、环渤海）经济一体化进程，通过新de分工专业化解决东部地区业已非常严重de产业同构、重复建设问题。

　　此外，我们还应该认真反思那种传统de外向经济发展观念。多少年来，我们已经习惯于在增长de顺境中无条件地延续一种静态比较优势de思维定势：过于乐观地判断身处这样一个全球化进程之中所能获得de利益和报酬，进而先是在高呼“狼来了”惶惶不可终日，之后旋即走向另一个极端——对这种高外贸依存度de出口导向型经济de潜在风险毫无准备，“世界工厂”模式虽屡遭质疑却也屡难脱身。一个国家也好，一个地区也好，在外部de大市场环境中诚然必须遵循一定de分工和专业化原则，却是万万不能不计成本、来者不拒地患上招商引资de癫痫症de。

　　城市经济学de常识告诉我们，一个国家de发展水平取决于它de每一个区域de发展和每一个城市经济活力de显现，而国家经济观测、调控de政策目标往往反映de是整体状况，政策de普适性就很可能“错杀好人”。目前de局势下，奢谈自主创新已经是远水不解近渴，奢谈搭美国人下一次技术创新de便车亦属望梅止渴。中期来看，只有根据各自特色，立足扩大内需，在“外向”de同时加强“内秀”，形成东中西各区域错峰发展、层层推进de格局，凭借大国经济de腹地优势，对内避免经济周期叠加和共振之下造成de整体经济骤热骤冷、大起大落，对外规避世界经济下行周期中受累于过高外贸依存度而产生de风险，则后奥运时代中国经济de航船才能够平稳前行。